省长的“洋顾问”
除建言献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这些企业的项目和投资
近日，广东再次因为一群外国人的到来引起关注。
15位外籍省长经济顾问齐聚广州，参加2011年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15位“洋顾问”中，多数是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高管，还有国外
省长聘请“洋顾问”，在广东已有多年历史。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创办于1999年，加上今年已举办8次，累计有48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及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共130人被聘为省长经济顾问。
放眼全国，聘请“洋顾问”几乎已成为各地政府的通常做法。IBM公司、ABB集团、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杜邦公司等跨国巨头的高管们，不但成为广东省长的顾问，也出现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方政府的顾问名单中。
广东邀请了谁
广东省的此次咨询会，以“加快转型升级再造广东经济发展新优势”为主题。在闭门会议期间，三位副省长雷于蓝、陈云贤、宋海分别就“发展生产服务业与提升服务业水平”、“培育新兴产业与促进制造业高级化”、“推动开放条件下的创新合作”三个分主题作引导发言，“洋顾问”们随后领题，讨论献策。
出席此次会议的15位顾问，兼具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商界领袖，且制造业占多数，这延续了以往各界咨询会的格局。
1999年广东首次举办咨询会，将主题确定为“世界科技进步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随后的6次会议，虽然主题有所变化，但始终不离两大元素：全球化与转型发展，如2009年的主题为“国际金融危机与持续发展”。
在“洋顾问”中，来自服务业的顾问占据了较大比例，这被解读为一定程度反映了广东谋求从“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发展的迫切心理。
事实上，从1999年咨询会启动之时，服务业便成为会议的一部分，当年的子议题中就有“金融、贸易和投资管理如何为广东产业升级服务”等。当时，广东邀请了世界银行、高盛公司、安永国际、美林证券等国际金融巨头，这一特点在随后几届咨询会上始终得以保持。在今年的会议中，广东省金融办和保监局还分别举办了专题论坛。
另外，在最近两届会议的邀请行列之中，UPS等国际物流业巨头成为新面孔，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咨询会上，广东省代省长朱小丹表示，产业转型升级措施，“第一是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他说：“我们再不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话，以广东目前的产业结构，经济的发展难以为继。”
朱小丹还提出“大力促进高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全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此次到会的制造业的顾问们，分别涵盖电力设备、能源化工、电气机械、电子信息及生物制药等，无不是高新科技领域。
“要抓自主创新，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朱小丹说。
邓小平提出引进“洋顾问”
广东省政府并非地方政府聘请“洋顾问”的首创者，上海市在聘请“洋顾问”方面可谓领风气之先。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从1989便开始筹办，至今已举办超过20届。
1988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基接受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中国国际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经叔平关于邀请国际上著名的企业家担任顾问的建议。在获得国务院领导同意后，经半年多的筹备，会议于1989年10月9日举行。1990年前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有些波动。此时，上海市的这一举动意义特殊。
各地政府得以延请“洋顾问”，邓小平关于“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是其底气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十分重视引进外国智力。从1949年至1960年，中国从苏联共聘请了3万余名专家。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国聘请外国专家的工作陷入低谷。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当时他便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在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后，国务院于当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这重新开启了中国政府聘请“洋顾问”的工作。
1991年国家外国专家局恢复设立“友谊奖”，这成为表彰“洋顾问”的最高政府奖项。“友谊奖”每年约评选产生50名获奖者，国庆逢五逢十整年份则评选约百名。
邓小平说，要“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
“友谊奖”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于引进外国智力用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设想，获奖者包括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加弗尔·萨文迪、法国畜牧专家路易·德·纳维勒、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玛吉德·萨米等，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兼CEO尤金·卡巴斯基也在名单中。这位因杀毒软件而闻名的计算机安全专家，为中国遏制网络病毒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2009年，卡巴斯基曾经获邀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
500强高管受青睐
相比中央的奖励机制表现出的导向，地方政府的诉求有所不同。
广东省原省长黄华华曾说，国际咨询会(十年来)坚持高标准的顾问聘请原则，先后已有47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高层负责人和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共88人次作为省长经济顾问亲自出席国际咨询会。
今年广东的顾问团构成中，除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柯亨之外，其他都是各大跨国公司的高管。世界500强企业已成为各地政府聘请“洋顾问”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在广东召开2011年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之前两个月，重庆市也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会议。当地媒体特别提到，目前，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团年会无论是顾问规格，还是会议规模，都已经超过了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位居全国第一。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重庆市长顾问团今年再度“扩编”：法国施耐德电气首席执行官赵国华、韩国SK公司会长崔泰源、日本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社会长石原邦夫、思科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兰珂等10位500强高管，将成为市长顾问团新成员。
重庆外经委表示，为了搭上重庆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很多世界500强公司高层都把当选为重庆市长国际经济顾问作为一种荣誉和身份”。此话虽然未提供来自“洋顾问”方面的佐证，但确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高管们拥有中国地方政府顾问的头衔。
与广东省同年起步的北京市，在引进“洋顾问”方面目标更为明确，其会议即为“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直接瞄准企业家群体。
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外国企业家的吸引力无与伦比。仅以2003年举办的年会为例，这次在后“非典”时期举行的会议吸引了来自19家顶级跨国公司的高管，其中18家来自国外的公司全部为世界500强企业，与会者也是清一色的企业最高领导层成员。
地处内地的陕西省，也从2002年起开始举办陕西省人民政府国际高级经济顾问会议。2003年，第二届顾问会议结束时，时任陕西省省长贾治邦总结发言，说“本次会议有助于增加陕西和世界产业界精英业已存在的交往与友谊，进一步提升陕西和世界500强企业合作的层次与成效”。
一位多次参与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本地官员告诉《望东方周刊》：除建言献策外，地方政府也很看重这些企业的项目和投资。
这次“洋顾问”们来到广东，都表达了合作意向或具体计划，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瑞士诺华集团、英国BP 集团(英国石油公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已经签订了具体的协议或启动了具体的行动。其中BP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打算再投资6亿美元将珠海建成全球最大的PTA(精对苯二甲酸)生产基地之一。BP在广东省的投资占其在华投资的60%。
在此之前，2009年的咨询会上，广东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与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签约，富士通在华设立的第一个世界级数据中心。
2007年的咨询会上，美国国际集团、欧特克公司、西门子股份有限公司都与广东省及广东地方政府签订了项目，内容从金融、数字产业到绿色农村。
黄华华曾指出，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推动了顾问机构与广东的交流合作，促进了一批重大项目的合作实施”。
期待更多富有创新性的建言
相比高管们带来的投资项目，各地政府主打的“洋顾问”的建言献策，也有人有一些不同看法。
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认为，“洋顾问”们只是来个三五天，而很多问题本土专家早已做过深入研究。
王先庆的观点有一些代表性。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明华告诉《望东方周刊》：“政府也应该重视本土专家的意见，"洋顾问"很难长期固定观察研究中国某个领域的问题，他们大多是临时找资料形成咨询报告。而本土学者大多有系统的研究。”
广州市人大财经委财政预算审查专家库成员章明直言，他们的不少观点并非创新，比如“环保经济”、“低碳经济”等，有的中小企业家早在10年前就开发了变革性既强又符合环保低碳经济的产品，因为得不到政府和金融界的支持而倒闭。
在2010年的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年会上，面对北京市的领导，“洋顾问”们也开始为北京市的高房价展开讨论。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提出，作为衡量未来城市总体经济健康和发展势头的重要指标，北京市在住房和城市宜居性上得分都不高。ABB集团董事长冯恩博建议，北京可以参照德国的经验，通过税收来控制炒房。这些意见，在国内各个层面都有过很热烈的讨论。
关键在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聘请“洋顾问”的做法，在少数基层单位如街道办，也开始出现。
2010年7月9日的《云浮日报》刊登新闻，介绍某街道借助“外脑”促产业升级的事迹：街道党工委书记一连几个周末赶到“洋顾问”打球的高尔夫球场，“洋顾问”被感动了，答应要为镇里的发展出力。街道党工委聘请了5位“洋高参”，定期召开顾问会议，特别是围绕“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做大做强电子产业”方面，接纳顾问的意见。
到底怎样对待“洋顾问”？王先庆告诉《望东方周刊》：“2007年的时候，就有人在会上建议大力发展物流，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因此没有采用。”
“有时"洋顾问"提出了有价值有意义的建议，但如果得不到落实或者我们不感兴趣，那么，洋顾问们就影响不了什么。” 王先庆说，“如果各唱各的，那最终可能沦为形式主义。”
李明华曾任广州市社科院院长，这是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同时，广州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也使其能够参与地方政府的政策讨论。他说，不管请“洋顾问”还是“土顾问”，关键在于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建立，这样才能减少决策失误。
知名“洋顾问”的故事
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当时武柴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据说他当时按捺不住，表达出“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意思。
这一年，武汉刚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此前的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里希的想法引起了武汉官员的注意，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
曾给格里希当翻译的李云中了解到，让格里希当武柴厂长的建议，送到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王群的案前时，他也拿不准。“让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去当社会主义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这在当时确实有许多不可预料的风险，决策之难是可以想象的。”李云中解释。
当晚，王群给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打了电话，请示关于格里希的任命，得到的答复是大胆去试验。
为改变武柴的“乱象”，年逾花甲的格里希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整顿纪律。
格里希把干部花名册交给门卫，记录每人的进厂时间。那时厂里每天各种会议很多。格里希提出：上班时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今后未经我的允许，不能随便开会。格里希还注意到，一些干部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办公室。他要求干部用90%的时间下车间，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指挥。
让格里希最头疼的还是产品质量问题，一些工人总觉得产品在国内销路不愁，格里希则斩钉截铁地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国际市场！他随身携带“三件宝”游标卡尺、吸铁石和白手套。卡尺用来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用来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白手套用来检验机器是否清洁。他不止一次对工人说：总装车间应该像医院一样干净，生产的机器要打理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漂亮。一些人对他的观点一时难以接受，他告诉大家，我这样拼命干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家人和孩子！
格里希认为减员才能增效，他力排众议实施结构工资制，按劳取酬。他认为工人收入应该比干部高，因为产品是由工人生产的。
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1986年11月4日，根据协议，格里希到期卸任。
格里希在世时被授予武汉“荣誉市民”称号，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2005年4月17日是格里希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武汉市举行了格里希铜像揭幕仪式，他的儿子伯恩德·格里希出席了仪式。
国务院前总理朱基同志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作序时写道：“我们应该学习他不图安逸，忘我地为武柴工作的奉献精神；学习他从细小而关键的事抓起，说到做到，一抓到底的求实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永不满足，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学习他时时处处精打细算，勤俭办厂的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启幕的年代，国有企业聘用“洋人”当厂长，成为当时中国引进国外智力的标志性事件，外国人甚至将它作为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晴雨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曾经明确指出：格里希先生的工作所产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武汉柴油机厂本身。这位德国老人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比他在武柴当厂长期间创造的物质财富更为丰厚和宝贵。“洋厂长”的到来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界，引进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管理体制、方法和技术，已被历史证明是新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经之路。
清华第一位洋系主任萨文迪
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第一位洋系主任萨文迪，带领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工业工程系，迅速发展，使得该系连续多年在全国高校100多个工业工程专业中排名第一，消除了人们对聘请外国人当系主任的种种疑虑。
加弗尔·萨文迪(Gavriel Salvendy)，1938年出生，美国人。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
为了尽快提高教师水平，萨文迪教授邀请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来给工业工程系的学生上课，系里教师则作为他们的“助教”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萨文迪提出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教师应该具备的水准，他和每一位教师谈话，帮助教师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指导年轻教师如何做才能很快地和国际前沿研究方向接轨。
萨文迪以其在国际上卓越的影响力，推动清华工业工程系与世界著名大学和世界著名企业合作。2002年清华大学与美国最大的职业安全保险公司美国利宝互助保险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先后与美国GM公司、英国Rolls-Royce航空发动机公司、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等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2005年，工业工程系与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建立了合作研究关系。
为了寻找合适的科研方向，萨文迪甚至来到中国的农村，与中国农民聊天。他走访了中国七八个村庄，看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萨文迪的直接指导下，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起人才培养体系，选择国际一流大学教材进行教授，并出版了工业工程专业国际著名大学教材系列，其本科生专业课程全部采用英文原版教材。
由于他对中国大学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2003年萨文迪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外国专家“长城友谊奖”，2006年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托宾提出“三紧政策”
1985年9月2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一群神秘的外国人登上了“巴山号”游轮。他们都带着沉甸甸的公文包，一上船就径直走进船舱。游轮顺江而下，三峡美景近在眼前。然而，“巴山号”的甲板上一直空荡荡的。这群外国人在干什么？
多年以后，谜底才被揭开：走进“巴山号”船舱的，是几十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他们应中国政府之邀，在船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决策建议。此次会议，就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巴山轮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是“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之一。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会议初期的一次全体会上，托宾拿着中方提供的一张统计表，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根据你们给我的这些统计数字我断定，你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过热。”
托宾说：“我、在座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和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我们三人分属不同的学派。从1960年代以来，我们在判断各国的经济状况时，经常发生分歧。但这一次，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中国经济过热，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三紧政策"，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沉吟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强调，中国甚至不能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松紧搭配政策"，那是面临温和通货膨胀时的办法。”
托宾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得到了中国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的赞同。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一建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0年4月，近150名美国经济学家发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就有白发苍苍的托宾。
广东省府资深“外脑”布凌格
布凌格教授自2003年起已连续五次当上广东省政府的“外脑”，堪称最资深的洋顾问。在过去的8年中，他所代表的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与广东已经有多项合作，他本人也可称为最了解广东的洋顾问。上届“外脑会”上，广东省政府重点采纳的七项“外脑”建议其中两项“独立式污水处理系统”和“成立标杆分析中心”就是他提的。
弗劳恩霍夫协会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MP3数据压缩技术就是它的科研专利。作为该协会的主席，布凌格以创新模式为主题在2011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专题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详述德国决定退出核电后的种种能源替代方案。他一再强调，创新需要容忍和开放的态度，他引用一句赛车手的名言：“如果一切都在掌控之内，只说明你开得不够快。”
布凌格指出，和广东一样，德国也属于能源短缺地区，与广东不同的是，德国已经决定退出核电。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处理核废料的办法，只能掩埋起来。这其实是把问题留给子孙。”
不采用核电，上哪去找新的替代能源呢？布凌格说，这就需要创新，而且不是一个产品的创新，而是整个系统的创新。这样的创新，靠单个企业是无法完成的。“比如我们自己发明了MP3，但使用MP3的产品却不是德国制造，而是美国的iPod。它不仅使用了我们的技术，还加上了许多服务，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才能给消费者带来乐趣。”
布凌格强调，21世纪的创新已不仅是产品，而是“产品服务”的模式，这往往需要很多企业的共同努力。欧洲的中小企业中，成长、盈利最快的10%都与创新伙伴保持密切关系。
“德国决定关闭核电站后，我们怎么办呢？目前最有希望的是风能，在德国北部我们就有试点项目，”布凌格说，他将会与佛山市市长进一步洽谈这方面的问题。
广东“洋顾问”10大新点子
实行更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巴比诺特【忠利集团执行总裁】
建议广东省实行更为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扩大家庭参与社会保险保障的覆盖面，同时，完善中小企业年金制度，发行挂钩通胀水平的政府债券等。
与广东合作应对能源挑战思文凯【BP公司董事长】
能源是世界和中国未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希望与广东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文理科大学之间互通有无杰瑞德·柯亨【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
创造力跟人没有关系，与我们的教育传统、体系有关，建议文理科大学之间互通有无，有利于迸发创造性思维。
“强强组合”发展核电马识路【法国电力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法国电力是全球最大的核电运营商，而中广核是全球最大的核电在建商，双方的合作与开发领域非常广，“强强组合”将对双方核电事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保持竞争力必须提高效率孟瑟【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随着广东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要继续保持竞争力，必须在其他方面提高效率，包括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
与广东合作“开放式创新”卫翰思【爱立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爱立信倡导“开放式创新”，希望与广东合作，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移动互联网业务。
大力提倡和发展创新文化庄睿思【通用电气公司副董事长】
通用电气公司实施产业转型与创新战略、推进反向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的成功经验，建议广东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大力提倡和发展创新文化。
“产学官”模式推进转型升级川村隆【日立集团会长(董事长)】
日本采用“课题解决型创新”新的思维方式，建议广东采取“产学官”模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与广东加强供应链方面的合作胜俣宣夫【丸红株式会社会长(董事长)】
波音飞机的研发过程说明了供应链在产品研发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乐意与广东加强供应链方面的合作。
让广东更好地与全球市场连接丹·布鲁托 【UPS公司国际总裁】
公司选取深圳作为亚太的转运中心，正是考虑到广东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广州、深圳机场及盐田港等物流枢纽，让广东更好地与亚太及全球市场连接起来。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上网从搜狗开始
